核心提示：中国政府强调，必须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
参考消息网5月31日报道 俄媒称，如果说北京此前坚持认为“中国人就应该买国货”，那么现在它已经决定放弃这一理念。进口税将在今夏大幅下调，国家打算刺激进口和提振内需。这只是预定改革的一部分。这一切将使我们很快不再认识中国。
俄罗斯《观点报》5月27日文章称，中国开始落实此前作出的重大经济改革决定。经济正在转入“新常态”，同时伴随着增速放缓。多行业结构改革、改善整体经济结构、克服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成为重点。换句话说，就是以增长的可持续性为重，而不是增速。
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将在“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2016年开始全面实施。对任何国家来说，长期保持7%的经济增速都是过于自负的目标，但对中国来说却不是。相反，政府必须解释为什么要把此前超过10%的增速降下来。
当然，减速并不是目的，而是转换发展模式的副作用——从不惜一切代价增加出口转向刺激内需。尽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万亿美元，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未跻身世界前80位。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仍有近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新战略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中国政府强调，必须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简而言之，就是必须扶持贫困人口，并把7%的增速保持20年。中国专家指出，鉴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7%的增速要求经济每年增长8000亿美元以上，这比5年前增长10%时的数字还要高。
北京试图用财政、货币、银行和关税调控以及扩大养老和医疗保险计划来修正经济政策。此外，还要大力加强环境保护。新华社强调，中国政府开始坚持更加成熟的经济发展观，这对全世界有利。
北京表示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避免发生大规模地区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要目标。在此框架内落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减轻税负（特别是中小企业），改善地方政府问题严重的债务状况。
如果目前启动的旨在保持经济增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中国将在几年后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国家——不仅是经济大国，而且是适合生活、抵御外部冲击（包括出口需求降低的风险）能力强的国家。
【延伸阅读】美媒：看空中国经济模式“大错特错”
参考消息网4月23日报道 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4月20日刊发题为《如何打破美中之间“相互误解”的怪圈》的文章。作者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文章称，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很可能是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中国综合国力能否持续的基础，关于这一问题，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如年增长率超过6%）在我们所研究的阶段是可能的。这同时考虑了有关最近增速放缓的官方和非官方统计数据。此外，还考虑了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减少、国内债务规模巨大、劳动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储蓄率居高不下、充其量适中的居民消费水平、不断壮大但仍受制于国有大型企业的私营部门和不断加剧的环境危机等因素。但中国为以上每个问题所制定的大量对策也在考虑范围内，而且我们不认为这些对策注定会以失败告终。此外，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中国也完全有能力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以确保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以上，6%的增长率是中国决策者认为维护社会稳定所不能突破的底线。
认为中国从旧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和以出口为导向的低工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基础）向新的模式（以家庭消费、服务业和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私营部门为基础）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注定会以失败告终的观点同样难以令人信服。这是一个经过多年规划的复杂的政策蓝图，对确定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轨道必不可少。此外，还有大量的政治支持推动这一转变的实施。实施的过程和取得的进步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合理范围内。
此外，认为中国经验丰富的政策精英在迎接中国接下来的经济政策挑战时，会在某种程度上做得不如他们过去35年来接受之前的主要政策挑战时所做的工作的观点也完全是错误的。中国确实面临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挑战，其中任何一个挑战都可能严重破坏政府的经济计划，但中国的政策精英如今也确实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老练，并有能力在必要时快速灵活地制定应对政策。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有关中国政治结构的因素，沈大伟最近提出的“中国崩溃论”是不正确的。此外，一种隐含（有时是清晰的）的政策假设认为，因为整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根本矛盾性，中国要么会陷入经济增长停滞，要么会出现政治崩溃，而根据这一假设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将是极度不谨慎的。最终结果将是希望战胜分析。
【延伸阅读】德媒：中国一些企业主将黑色经济模式“出口”
参考消息网11月2日报道 外媒称，在陈昌忠（音）曾经工作生活的那个佛罗伦萨郊外纺织厂里，没有安装火灾警报器。2013年12月1日凌晨，他被灼热的火焰烤醒，整个工厂已经成为了一个火焰翻腾的迷宫。陈昌忠拼命飞奔，终于跑了出来，成为这起火灾中的唯一幸存者。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0月26日报道，在普拉托特雷萨服装厂的这起大火中，7人遇难。位于托斯卡纳地区的普拉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纺织业重镇，近年来大批中国人在这里开店办厂。
报道称，这起火灾是人们记忆中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事故，从某些方面而言象征了随着中国移民的涌入而在当地兴旺发展的黑色经济。厂商为了追求利益而罔顾安全，人们终于了解，这里生产的廉价服装背后的血泪成本。
2013年12月1日的致命火灾促使当地政府再次加强执法。2014年9月，有关方面展开针对服装工厂的大规模检查。同时，中国驻佛罗伦萨领事馆也召集超过400名商家，讨论采取更为严格的安全措施。
目前，五人因此事而被控犯下杀人罪，颇为不同寻常的是，其中包括两名意大利人，他们是失火建筑的业主。检方指控他们没有采取最基本的安全措施，比如安装火灾警报器和提供足够灭火设施。而辩方律师则为被告作无罪辩护。
非法移民劳工成为竞争优势
报道称，多年来，成千上万名中国移民偷渡前往意大利，在当地打工赚钱。而在他们工作的工厂里，往往没有最基本的安全措施和设备。通过逃税和雇佣廉价非法劳工，黑心纺织厂主们获得了其他人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
据称超过4万名中国人居住在普拉托，其中1.5万人为非法居留。这里是欧洲范围内中国人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许多移民开始做生意，并创造出一种外包模式：出口到意大利的并非商品，而是整套中国模式。
特雷萨服装厂就是这里数千家中国厂商中的一个代表。他们建立了被称为“快速时装”的模式，利用靠近主要市场欧洲的地理优势，以及“意大利制造”的品牌效应。而事实上，这些服装是在意大利的中国工厂里，由中国工人们缝制的。
批评者表示，这带来了一种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无视规章的文化。而正是凭借这种思维，中国厂商才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安然生存下来。
地区警长莱奥尼表示，执法机关在过去六年半里对超过1900家中国工厂进行了突击检查，其中909家因为违反安全和劳工条例而被关闭。受到处罚的厂主完全不屑于处理这些问题，他们宁愿再开一家新工厂。
每小时工资：2欧元到3欧元
检察官称，发生致命火灾事故的特雷萨服装厂里，唯一一条逃生通道被上吨重的易燃纺织品堵塞。但辩方律师否认这一指控。
报道称，工人们住在工厂里，这本身就违反法律。而根据法庭文件，陈昌忠每天工作13到17个小时，每小时工资只有2到3欧元，不及意大利法定最低工资的零头。他和其他五名工人都是非法移民。在起火当天，他们一直工作到将近凌晨两点。
检方表示，这起死亡事故本可避免。当局花费了数月时间，以证实名为林友兰（音）的女子是否是这家工厂的实际老板，而名义上的厂主只是一个幌子。中国企业经常迅速开张，不久之后又关门大吉，以逃避检查。检方认为，特雷萨服装厂是林友兰在同一幢建筑内运营的第四家企业。
林友兰的辩护律师赞诺比尼则表示，林友兰只是特雷萨服装厂的一名雇员，从未拥有过任何注册在这个地址的企业。火灾发生后，林友兰向每位死者的家庭捐助了90万元人民币。按照赞诺比尼的说法，这些捐款是出于道义责任，而非试图影响审判。
在围绕费用问题而争执数月之后，6月的第三个周六，遇难者的葬礼终于进行。志愿者为骄阳下的出席者提供饮水解渴。
陈昌忠站在一块破损的草皮上旁听葬礼。一道显眼的伤疤从他的大拇指一直延伸到左臂，这是逃脱火海留下的印迹。在听到中国总领事要求厂主提高工厂安全标准时，陈昌忠说道：“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深刻反省，汲取这些血的教训。”
【延伸阅读】述评：中国经济模式的新与旧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日电（记者 谢鹏 傅云威）在前期偏弱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发布后，英国《经济学家》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速度不代表一切》的文章。文章说，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在下降，“其现代性特征却更加明显”。
在全球经济开放融合的环境里，中国经济拥有巨大体量，它的任何变化都让世界无法回避。这篇文章也再次引入中国经济模式从旧到新的话题。
中国过去数十年取得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资本红利、以及从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加入世贸组织拥抱全球化的制度红利等一系列促因。
“拥有１３亿人口的大国，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时间长达３０年之久，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中国的成就，是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成果的双重体现。”——日本《世界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这样归纳。
但发展总有成本。时至今日，与中国经济繁荣伴生的问题也日益显现，“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挑战已经来临。世界银行在其《２０３０年的中国》报告中，列举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生产力下降、基建及其他投资收益衰减等诸多变化。
美国《财富》杂志主笔戴维·惠特福德在《中国如今去向何方》一文中这样说：“中国的增长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经济学家们将其称为‘中等收入转型’。”
转型，就是辞旧迎新，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而升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经济的质变。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其著作《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出这样的思想：在一个动态过程中，需要着力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演进，以有利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后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美国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曾说，他“目前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挑战，即如何从便宜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循环中走出来”。他认为，决定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来自创造”而不是“与生俱来”。
这些学者的理论视角，与中国政府的战略前瞻与政策安排相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中国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新一届政府也正着力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阶段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并存，金融领域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突出等问题亟待解决。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除了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结构性改革这些全球共有的问题外，中国还面临三个特殊挑战：经济规模巨大，发达经济体疲软造成的外部需求萎缩，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中需要对国内和全球议程做出平衡。
不过，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正在不同领域中、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新的变化。一季度数据显示，与投资相比，消费对增长做出了更大贡献。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三个季度中，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了工业，这是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
《经济学家》的文章分析说：两大令人鼓舞的趋势对中国的未来可能非常重要，服务和消费正相互加强力量。因为服务业更具劳动密集型特征，因此它的增长促进了工资和家庭收入的提高，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而消费的增加反过来也会带动服务业发展。
环顾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还可以看出，随着各类成本的增加，中国的地位从“制造中心”转向“集聚中心”和“市场中心”。这正是中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演进的“因与果”。而且，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包括苹果、三星在内的智能手机最大市场，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４亿。这些因素推动着知识与信息等“新经济”模式高速发展。
“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要素的综合优势正在形成正向循环，将中国经济推向更高层次。俄罗斯观察人士赛义德·哈尔穆尔佐耶夫在《中国准备世界性变革》一文中说，“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正步入有别于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纪初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倘若能完成从现有的工业化模式转向创新型后工业化模式的任务，世界将发生１８０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