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就业机会的吸引下，许多外出打工者正从沿海城市返回内陆省份。中国最近宣布将大力发展长江流域城市群，也扩展了内陆城市的发展前景。
参考消息网5月4日报道 外媒称，不久前，一架正在进行环球飞行的太阳能飞机在重庆着陆。这项环球飞行计划旨在推广可再生能源，但将重庆作为中途停留的一站说明，这个城市的全球知名度正在上升，与世界的联系也日益密切。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5月2日报道，1000年来，海洋优势塑造了城市的命运。对全球贸易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沿海城市的发展，内陆城市大多作为农业和资源基地而发展滞后。但如今，随着全球流动性和即时通信能力的增强，全球内陆城市大多摆脱了地理隔绝的巨大劣势，并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趋势在中国内陆城市中尤为明显。
传统上，像上海、孟买和纽约这样的沿海城市不仅是贸易中心，也是商业、文化和财富中心。这些城市垄断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媒体关注，也是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寻求刺激和机会的首选之地。然而，伴随这些先天优势的还有人口过剩带来的现实挑战：基础设施不足，房价暴涨，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导致社会基本结构受到破坏。充满机遇的内陆城市乐于从面临严峻挑战的沿海城市那里接过发展的重任。
为在经济发展轨道上实现飞越，中国内陆城市采取了国家干预与促进发展改革的独特融合。作为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重庆从中国大力打造的地区铁路和水运交通网络获益。支持权力下放的改革扩大了中国内陆特大城市的借贷能力，使其可以投资当地的公共项目，如雄心勃勃的运输项目。重庆的经济也在稳步发展，该市最近刚刚获评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该市将工业园区、国有企业和公共投资结合起来。但这一方式有利有弊。2015年以来，重庆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也首屈一指，但同时其公共债务仍居高不下。
距天津港170公里的北京，似乎比更靠近内陆的城市拥有更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但北京繁荣的经济发展却并未依赖这种靠近海岸的优势，而是将一些优势（包括教育，北京拥有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大学）成功打造为国际品牌。北京还在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这也反映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支撑北京经济发展的还有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包括针对特定行业（如工业园区和生态城市）建立的具有特殊目的的经济区。此外，北京还将自己定位为文化首都，不仅注重对文化设施的投资，还投入力量保护胡同等传统建筑。文化、政治和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了北京的地位。
对中国内陆地区而言，国家经济转型是创造机遇的大事件。在自主权增强、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对外发展方向确定的情况下，中国内陆城市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全球发展目标，这也许能帮助它们超过西方内陆城市。中国的内陆城市甚至将沿海城市作为争取投资和劳动力的竞争对手。在就业机会的吸引下，许多外出打工者正从沿海城市返回内陆省份。中国最近宣布将大力发展长江流域城市群，也扩展了内陆城市的发展前景。
资料图：2015年1月1日，重庆开行的首趟至北京的高铁动车G310次从重庆火车北站发出。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延伸阅读】外媒：中国内陆省份政府竞相“收买”沿海企业
参考消息网8月31日报道 外媒称，运年表业有限公司是推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取代瑞士成为世界制表业中心的企业之一。但现在，运年表业和许多钟表制造商一样，正在考虑要不要向中国内陆转移。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月27日发表题为《地方官员带着礼物鼓励中国工厂向内陆转移》的文章称，运年表业的董事总经理刘展灏说，就在上周，来自中国西部城市重庆的官员与钟表业的一群高管会晤，提出了一系列诱人的条件，鼓励他们把工厂搬到重庆。这些条件包括土地价格大幅优惠、突袭式环境检查更少以及更低的工资水平。
在一些高管表达对搬迁成本的担忧时，官员们立即给出了答案。刘展灏说：“重庆市政府说：‘别担心。如果你们同意把工厂搬到重庆，我们会支付搬迁费用。’”他表示，至少有10家制表厂已经准备搬迁。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逐步放缓，此类会议越来越常见。
由于外国投资减少，内陆省份为从其它省份吸引国内产业开展了残酷的竞争。它们向企业提供大量金融刺激措施，甚至在环境监管等重要领域降低标准相互竞争。受削减成本驱使的企业正在认真考虑它们开出的条件。
这场抢夺地盘之争与美国州政府的做法有些相似，长期以来，美国各州利用税收优惠来说服企业搬迁。中国的这一趋势令沿海省份勃然大怒，这些省份主张，企业应只根据港口和公路质量等经济长处来确定工厂的地点。
广东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李春洪说：“这的确是个问题。我认为各地政府不应向企业提供搬迁资金。这有违市场的透明。”
但李春洪预测，广东省会留住工资水平较高的就业岗位，特别是电子、设计和软件业。周三，他在接受午餐采访时稍作停顿，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部大屏三星智能手机。他说，这部手机90%的元件都是在香港附近一个60英里宽的范围内生产的，这一地区包括深圳、东莞和珠海等城市。
他说：“如果一家工厂需要元件，他们只需打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内，元件就送到了工厂。”
文章称，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带领中国开始接受外来资本，如今，广东仍与上海地区竞争，是中国两大主要出口中心之一。数千万农民工从全国各地涌向广东的工厂，其中许多工厂由香港投资者建设。最近，广东成为试图应对污染问题的中国领军省份，强制要求许多工厂安装新设备，搬迁到远离人口中心的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关闭。
如今，广东省的低工资就业岗位正在向内陆省份流失。中国各地缺乏蓝领工人，他们的工资也在不断上涨，因为过去10年来大学招生数量增加了4倍，没几个毕业生会考虑到工厂当工人。劳动力短缺让许多来自内陆的农民工不再坐30个小时的汽车和火车到沿海省份，而是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找工作——这导致沿海工厂、特别是广东的工厂争抢生产线工人。
中国西部通往欧洲的新铁路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内陆新货运机场使中国商品可以不依靠广东、上海或者其他沿海地区的大港口而直接出口到外国市场。
同时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的刘展灏说：“越来越多的生产商在考虑把自己的加工厂从广东迁到内陆，甚至迁到其他国家。”
刘展灏的运年表业有限公司1983年在香港建立，目前在中国广东省的东莞生产手表零件和组装低档手表。在香港组装中档手表，在瑞士拉绍德封组装高档表。该公司旗下有彭马、天普时、时添雅和珍达斐等品牌，但是多数产品是以其他牌子卖给没有手表生产能力的零售商，刘展灏拒绝透露零售商的名字。
刘展灏坐在自己公司的会议室里，旁边有很多闪闪发光的高档表的展示柜。他正在列举把自己在东莞的工厂迁往西北630英里的重庆的各种利弊。重庆有城市人口1730万，该市正把自己打造成国际“珠宝城”，该市欢迎生产商从广东省的深圳、东莞和广州等地来此落户，列举的这些城市的人口数量和重庆差不多。
吸引生产商的首先是更低的工资。虽然中国内陆的工资在迅速增长，但还没赶上东南部地区。重庆向生产商保证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刘展灏认为工人的公司大概在每月375美元至405美元，不包括政府强制给员工上的基本医疗保险、养老金和住房补贴。
而相比之下，在东莞，如果他们能雇到工人的话，工人的工资是490美元。刘展灏说：“（在东莞），每个行业都劳动力不足。”
重庆还有大量的土地，而且该市收费比东莞少三分之一，这些地还在主干道和商业区附近。而东莞则已经都没有空地了，新的地点都在偏远的郊区，开车要几个小时。
环境保护规定是最敏感的问题。刘展灏说，重庆要求新的工厂安装现代化的控制污染设备和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污染，但是随后没有任何的检查。重庆的四个政府机关都拒绝就吸引投资一事发表评论。
这几年广东的空气污染逐渐改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关闭了相对老旧的工厂并要求其它工厂采用新设备和措施来控制污染。广东政府要求曾经有污染问题（比如手表制造过程中的金属板）的很多行业搬到几个指定的工业区。
当企业老总得知要搬迁自己的工厂时，很多人考虑迁到内陆。广东省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李春洪称，广东不会改变自己严格的环境政策，他希望中国所有其他地方政府也要同样坚持。
几位已经在重庆市开展业务或是正在考虑开展业务的高管表示，重庆还是中亚和欧洲之间铁路运输的一个新兴枢纽。惠普公司已经在沿着“新丝绸之路”整火车整火车地运输电脑了。
李春洪今天发表演讲时呼吁重新重视“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仍然承担着中国绝大部分商业运输任务的商船。许多货运业高管对横跨亚洲和欧洲的铁路能否取代集装箱船表示怀疑。
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船运企业——马士基航运集团的中国分公司的总裁彦辞说：“我们不认为它能取代或削弱海运作为这两块大陆之间最主要运输方式的地位。”
刘展灏说，钟表业仍然几乎全部依赖空运，因此铁路对该行业而言无关紧要。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大买家通常会自己安排从工厂发货，因此造成运输批次很多、每批的运量较小，没有任何一批达到铁路运输的运量要求。通常货物达到装满一集装箱的程度时用铁路运输最好。
运年表业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搬迁。刘展灏说，重庆市今年向首批同意迁址的20家广东钟表厂的每一家提供200万元人民币的搬迁费，10家钟表厂已经接受了。
搬到国外未必是明智之举。虽然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工人薪酬还不到中国工人薪酬的一半，但是目前对东南亚的投资兴趣暂时有减弱趋势，因为越南今年春天突然爆发反华暴力活动。当时，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开始在越南海岸边钻探石油，引发暴徒捣毁数百家工厂。
刘展灏说：“这是我们从未预料到的问题之一。世界上哪儿都不太平，不管去哪儿，你都要冒风险。”
高纬物业咨询公司亚太区首席执行官马盛纬说，目前有足够多的高科技公司正在把工程师和其他人员转移到深圳，取代那里薪酬水平较低的制造业企业，因而该市轻而易举就成为中国最强劲的商业房地产市场，办公用房供不应求。
但是，另一个因素或许仍然在促使刘展灏这样的制造商继续留在广东。
刘展灏问道：“如果我们搬到重庆，我的助理和技术人员能跟我们一起去吗？再看吧。”
【延伸阅读】港报：内地地方政府热切盼望内陆核电站“解禁”
参考消息网4月15日报道 港媒援引内地媒体报道称，对于中央政府强制推行的2015年前暂停批建内陆核电站的禁令，地方政府热切盼望能够早日破土动工，继续核电站建设。
香港《南华早报》4月14日报道称，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一出，北京立即决定暂停所有核电站项目的审批，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核设施的综合安全检查。
2012年10月，建设沿海核电站的禁令有所放松，但国务院重申2015年前禁止批建内陆核电站，称内陆地区建核电站的风险更高。国务院表示，可能需要降低十二五规划中设立的核能目标——即到2015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从2010年底的1080万千瓦增加到4300万千瓦。
与此同时，中国声称的到2020年前兴建更多核电站，做“核电强国”的目标看来也得重新修订了。
不久前内地有消息称，一些公司不等禁令撤销便暗地进行核电站建设，直指湖南桃花江核电项目违反禁令推进工程。对此，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发表声明否认核电站已开工。
声明称，公司正继续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前期准备，争取项目早日开工。
《中国经营报》援引一位前核电官员的话说：“桃花江核电的主要推动方是地方政府。”
桃花江核电站耗资约670亿元人民币，《中国经营报》称这一大手笔可极大地拉动该省GDP。
该报还说，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江西彭泽有可能第一批启动内陆核电站。
禁令使得核电站股东承受了巨大打击。彭泽核电站的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江西核电有限公司每年在该电站上的开销超过1亿元。
而据内地媒体报道，作为中国最大的公共事业公司之一，中电投在彭泽核电站上目前已投入了将近30亿元。而安徽省望江县则反对隔江相望的彭泽核电站，批评它地震标准不过关，有危险。
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面临减排的巨大压力。
【延伸阅读】BBC：农民工回流内陆导致中国沿海招工难
参考消息网2月21日报道 外媒称，在中国，招聘和求职条件错位导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正日趋明显。中国有越来越多民工选择留在离家乡比较近的内陆工作，而不愿意到沿海城市打工。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月20日报道，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2013年到华东地区工作的民工人数减少0.2%。与此同时，2013年在中部地区工作的民工人数增长9.4%，西部地区增长3.3%。
统计显示，2013年农民工总量2.69亿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幅度为2.4%。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说：“虽然中西部地区务工收入比东部地区低10%左右，但由于离家较近、生活成本低、便于照顾家庭等因素，农民工回流日渐明显。”
报道称，和民工回流现象相同的是，为了降低成本，中国工厂和产业也朝向中西部转移，包括知名的苹果代工厂富士康，也在中国河南和山西等地开设工厂。
据统计，中国民工大约有60%以上在东南沿海城市工作，但这个比例逐年减少，使得东部地区面临招工难的困境。
招工难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最为严重，这些地区过去以低技术的制造业为主，但现在也逐渐转型为高端技术制造业。
参考消息网12月13日报道 上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2年的成绩公布了，这是一项每三年一次对全球15岁学生进行的测试。在数学、科学和阅读全部三项测试中，上海学生都名列第一。不过外媒认为这项测试具有误导性。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12月11日刊文指出，上海的学校体系把大部分打工者子女都排除在外。三年来，经合组织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一直在宣传有关上海学校体系的扭曲面貌，而对于中国打工者子女困境保持沉默。
2010年，经合组织教育指标和分析司主任安德烈亚斯·施莱歇透露，2009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在中国的12个省份进行。但除上海以外的其他省份的数据从未公布。
该项目报告称，在108056名上海的15岁居民中，有90796人正在上初二或更高年级，这样算出来的入学率是84%。这与其他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参与地区差不多。看起来上海的包容性与其他地方是一样的。
然而，这个算式中的分母，也就是15岁居民的总人数是存在疑问的。通过与其他地区的对照统计可以估算出，一个有2400万人的地区15岁居民的人数至少应该有23万。那么上海其他那些15岁的居民都去哪儿了呢？
文章称，唯一的解释就是移民人口没有被统计在内。上海官员只统计了有上海户口的15岁人群，也就是大约10.8万人。而经合组织也接受了这一数字。而其他12万或者更多的孩子似乎根本不存在。这不是抽样的问题。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完全可以自由对官方人口进行抽样。只是打工者子弟被过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