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美元统治地位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世界金融体系的垄断受到严重削弱。
参考消息网3月25日报道 外媒称，美元统治地位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世界金融体系的垄断受到严重削弱。
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3月23日报道，过去一周，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乍一看，它们彼此毫无关联。但仅仅是乍一看。
在谈论这两件事之前，需要先介绍事情发生的背景。
一连数月，媒体都在炒作，称俄罗斯可能会被踢出西方银行支付系统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金融交易都是通过该系统进行。
美国向俄施压的结果是，中国加快了在2015年年底前启动类似支付系统的步伐。
据路透社报道，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可能于今年9月或10月启动。这样一来，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最大障碍将被清除。通过节约交易成本和支付时间，这将大幅促进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
人民币正日益成为美元之外的替代选择，但建立CIPS的主要结果是为另一种全球金融体系奠定基础。美国把俄罗斯逐出金融界的做法将会行不通，而且华盛顿还将失去对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
中国将在2015年年底前打造循环支付和交易体系。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发行中心。该中心已然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被称为世界银行之外的替代选项。
尽管美国反对，但欧洲国家纷纷投奔亚投行。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近日同意加入该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极大地改变了中美在对亚洲经贸规则制定权日益激烈的争夺战中的力量对比。
亚投行于2014年10月在中国倡导下启动筹建工作。该行旨在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四个多月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宣布加入亚投行。
这意味着既然无法忽视，那么最好合作。英国不光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它还是大脑，而美国是躯干。现代金融体系的大脑今天认为，有必要加入自身垄断项目之外的替代项目。
现在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两件大事。一是2015年3月20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商讨了“何时过渡到统一货币”等问题。
就在数月前，实行统一货币的日期还被定在2025年，现在这个议程提前了十年。为什么？中国伙伴已设立发行中心，马上就要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而俄白哈要在新规则下开展工作，使用一种货币肯定要比三种或更多货币方便得多。
第二件大事是世界黄金定价机制发生了变化。专家认为，定价机制的变化将不仅仅是技术的改革，而且将成为黄金史上真正的转折点。
四大银行参与的伦敦黄金定盘价容易被操纵，取而代之的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黄金价格是一个拍卖过程，它将实现最大程度的透明，且参与者数量众多。
盎格鲁－撒克逊人当然不准备打破自身对金融体系的垄断。英国人不过是让中资银行参与黄金定价。这是对英国加入亚投行以及未来加入中国支付系统的回报。
克尔国际贸易公司总裁凯文·克尔说：“专家预计，新机制启动后，中国在黄金定价中的作用将大大提升。”
上述两件大事是真正的迹象，表明美元统治地位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世界金融体系的垄断受到严重削弱。
【延伸阅读】外媒：中国推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阻止资金外流
参考消息网3月22日报道 外媒称，3月20日，中国央行的干预措施使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创纪录的单周最大涨幅。政府谋求防止最近的货币疲软影响到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以及引发资本外逃。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20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预措施无法直接得到证实，但交易商怀疑该行近几周利用该国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持人民币。
人民币在2014年贬值了2.5%，是自政府2005年取消汇率严格盯住美元之后首次出现年度大幅贬值。美元在全球走强以及中国央行实施了货币宽松政策是人民币贬值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在2015年年初继续贬值，本月3日达到6.2763元兑1美元，是2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不过，人民币本周升值0.9%，报收于6.2062元兑1美元，可谓大幅波动。20日盘中一度升至6.1805元兑1美元，是3个月以来的最高点，午盘略有下降。
上海一家中等规模银行的交易员说：“中国人民银行不希望外界对人民币疲软的预期过强。这样对经济没有好处。所以，他们想保证人民币相对稳定。”
分析人士说，如果人民币贬值预期太强，可能会导致中国近几个月出现的适度资本外流变成全面资本外逃。
欧元对美元汇率略有反弹，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民币本周的升值现象。人民币2014年和今年年初的贬值势头大致追随了欧元和日元的跌势，但人民币贬值的幅度要小得多。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20日报道，人民币创下了七年多来行情最好的一周，因为北京干预市场，以推高人民币，并挫败那些认定人民币将随着经济降温而贬值的投资者。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周来上涨了0.9%，这对于去年全年对美元贬值2.5%的人民币而言是大涨，且是20年来人民币第三次创下如此大的涨幅。
这次突然升值起到了提醒作用，提醒人们北京仍牢牢地控制着人民币，而且将不会允许出现大幅贬值或单向投机。随着人民币变得疲软，今年资金一直流出中国。人们担忧，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可能加剧这一趋势，并破坏已经比较脆弱的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一位经济学家认为：“显然，央行不希望市场形成对人民币的单向预期，它希望产生更多的双向浮动。”
人民币最近升值释放信号，表明中国也许并不急于加入全球那些采取行动令其货币贬值以试图促进出口的央行之列。而投机者造成的货币反复波动将威胁到中国试图让人民币成为全球性货币的努力。
突然的干预行动是对去年的逆转。去年中国央行操纵了一波出乎意料的人民币贬值浪潮，迫使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松绑，这些资金作出了高杠杆押注，押在人民币升值上。当时，北京担心海外资金过多涌入其经济，导致资产升值，比如房地产价格。
上海一位银行业内人士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唯一的区别在于，央行这次是回购人民币。”
【延伸阅读】野村证券：亚投行的设立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
近日，亚投行无疑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3月19日上午，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认为，亚投行在中国扩大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将会扮演非常重要而积极的角色。
赵扬表示，亚投行的设立，将使得中国更加容易与其他国家结成投资伙伴，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和通行度，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着积极作用。
亚投行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赵洋指出，2015年中国的对外投资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这无论是跟“一路一带”还是跟亚投行的成立都有关，都有助于中国的企业往外走，也有助于中国加大对外投资。
从去年的角度来看。今年可能更多地是一些长期资本往外走，主要是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配合“一带一路”的战略，长期的资本投资加大。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在进一步的推进，有利于企业往外投资。因为过去从长期来看，中国对外都是一个净投资国，但是过去的一个问题是，大部分的投资由官方做出，中国用官方储备的形式购买了大量的美元国债。
现在可能要做的就是加大企业对外投资，，这有利于增加中国的投资回报。从官方储备向民间的企业的对外投资来转移，增加中国对外投资的效率。我可能也是中国的长期趋势，不太可能总是由中国官方来持有外汇储备。官方想对外投资，其实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最后只能去买一些低收益的美元国债。
亚投行在这当中会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如果中国增加对外投资是一个趋势的话，其实这就意味着亚投行未来的发展空间非常大。第二，从目前其他的一些国家来看，像欧洲，还有包括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本身面临资金缺口，这也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和其他的国家更容易结成投资伙伴，来进行合作。第三，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会有所扩大。因为在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地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亚投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话，所以这个对人民币国际化也会带来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
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至8%
同时赵扬指出，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从财政部公布的2015年1月和2月份各项经济数据来看，1~2月的工业增加值、房地产投资值等指标都低于野村证券的预期，预计3月份不会有明显改善。野村对2015年一季度中国整体经济增速的预测也从7.1%调整到了6.9%。
对于2015年全年中国经济GDP增速，赵扬给出了6.8%的预测，并估计2016年会进一步下滑至6.5%。
赵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压力来自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放缓。2013年到2014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从19.8%下降至10.5%。由于房地产行业仍处于产业结构的改革和调整中，赵扬预计，2015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会进一步放缓至8%。
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虽然政府在两会中提出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但由于基础设施领域主要由地方政府投资，而房地产业的衰弱、地方债务改革调整等因素都给地方政府带去较大的资金压力，因此这一领域投资增速同样持放缓趋势。
赵扬表示，房地产业的下行压力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收缩，削弱了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影响力，这就使得货币政策需要更大的宽松力度，来刺激经济增长。赵扬预测，2015年内，央行将会继续降准降息各3次。
消费率上升 经济结构持续改善
在中国宏观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上，赵扬预测，一方面，随着投资增速的放缓，整体经济增速会平缓下降至一个可持续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整体经济结构将会呈现出持续改善的利好趋势，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消费率的上升。
在本世纪的头10年，中国的消费率下降了10%，目前为50%左右。究其原因，一是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的是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而高收入人群的消费率远低于低收入人群，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平均消费占收入支出的比重降低。
二是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储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而纯消费人群占比下降。
在赵扬看来，2015年消费率状况将会有所好转，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税制改革、新型城镇化等都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平均消费率；
其次，根据目前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预测，未来储蓄人群的占比将会下降；
第三，“单独二胎”等政策都反映了政府对生育政策的放宽，从而使得新生儿增加，未来的消费人群占比将会提升。
赵扬还对消费率上升对中国经济中微观层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赵扬指出，消费率上升将会导致新一轮的“国退民进”。消费品一般是竞争力很强的产品，因此消费率上升将会引发一批非竞争性国企退出市场。
此外，消费率上升也有助于产业升级。对于服务业来说，因为现在的消费结构中多为服务型消费，这也就预示着服务业占比将会上升；对于制造业来说，厂商的主要客户由原本的投资者转为消费者，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厂商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促进产业升级。
由于企业需要依靠更高的技术来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由此可进一步推测，技术进步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延伸阅读】英媒:人民币国际化势不可当 将降低中企融资成本
参考消息网3月14日报道 外媒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于5月进行讨论并于11月做出决定，是否在现有四种货币基础上将中国的人民币新增为用来计算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13日报道，中国渴望实现这一点，正如该国央行副行长12日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的那样。但还存在一个障碍：人民币不是而且或许永远不会是可兑换货币，而这恰恰是作为储备货币的一般先决条件。不过，正如花旗集团研究部门的戴维·卢宾在12日发布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这一顾虑可能会被搁置在一边。
中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持续增长。中国经常账户交易的近四分之一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当然，按照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的数据，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远比美元、欧元乃至英镑少。但它并不比日元少多少，而且在最近刚刚超越加元，成为第五常用的支付货币。另外，虽然差距仍然巨大，但人民币已是贸易融资中第二常用的货币。
因此，中国已经在大踏步地走向使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化货币的目标。其志不在小，一旦成功不仅能降低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还可以帮助它们拓展海外市场；它也有助于建立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金融秩序，挑战二战以后建立的西方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那么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将如何推动中国实现其目标呢？正如卢宾指出的，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实际上不会给各国央行增添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持有的义务，但它会让所有持有特别提款权的银行受到人民币的间接影响。
然而，重要之处在于，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做法绕过了储备货币必须可兑换的标准。正如卢宾指出的，IMF规定，“储备资产必须以可兑换外币来计价和结算”。根据这项规定，目前持有人民币的央行不能将人民币列入它们的外汇储备。但是如果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它将自动成为储备货币。
如果是这样，那么各国央行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将人民币作为它们的储备货币。这将是中国向其战略目标迈出的一大步。
卢宾写道：“创造人民币负债实际上是中国能够推进其货币国际化的唯一途径，而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存在意味着中国很难通过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来创造人民币的净负债。其结果是，中国需要依靠资本交易来实现其目标，而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人民币被纳入货币篮子的机会有多大？卢宾指出，IMF有两个标准：一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其货币是否“可自由使用”。
人民币远远满足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与“可自由兑换”不完全一样。卢宾指出，确定货币是否可自由使用的一个测试方法就是看它是否被“广泛交易”。在这方面，人民币似乎也符合条件。
据报道，三星电子已经制订计划，将开始在韩国开展人民币交易。人民币的征途似乎势不可当。
【延伸阅读】王维嘉：亚投行的五大挑战
中国企业研究所理事长 王维嘉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随着3月即将结束，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发起成员国报名截至日期也在临近。在英国的带动下，德法意瑞卢等一批老牌欧洲国家纷纷“反水”，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发起成员国。这在中国国内和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将成为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
回顾二战后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成立背景，是在当时占世界GDP 50%的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标志性机构是1946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和世界银行[微博]。在1950年代和60年代，又相应成立了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等。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由世界或相关区域的国家组成。如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成立于1966年，共由48个亚太地区国家和19个非亚太国家组成。亚行建行时法定股本为10亿美元，后来经过多次增资，截止1996年底，亚行的核定股本增至500亿美元。
这些组织成立之初，各国的投票权大体根据当时各国经济实力的分布。如亚行的两个最大股东是日本和美国，两国各占同样的15.6%的股权和12.8%的投票权。中国是第三大股东，占6.6%。亚洲地区作为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和潜力的地区，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从现在到2020年期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与此同时，经过3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动力开拓海外市场，并带动其他亚洲国家一起发展。如果中国向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大规模增资，势必大幅改变该机构的现有股东结构，这对一个已经运行成熟的机构未必是福音。因此成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不仅是对中国是合理选择，也是对现有金融机构的友好选择。
由于亚投行和亚行的投资区域基本重叠，投资方向部分重叠(亚行除投资基础设施外，还有扶贫、教育和环保方向的投资和赠款)，主导亚行的美国和日本自然会有顾虑。美日声称其主要顾虑是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否能够规范透明地运行，能否充分考虑被投资国家地区的当地社会和环境影响。即使这些顾虑无不道理，但以此为理由劝阻其他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则完全没有道理。这种行为反映出美日对可能减少的影响力的恐惧，这些担心大可不必。亚行和亚投行不仅投资重点不完全相同，两者应该还有大量的合作机会，适度竞争也会使各方更有效率。
亚投行的成立之所以将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因为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并领导的主要国际机构。过去35年，中国主要是打开大门把世界带入中国；从现在起，中国将走向世界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世界的秩序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的机构和制度当中，一个大国的责任和领导作用也同样体现在对机构的参与和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亚投行标志着中国迈向世界的第一步，要让这第一步迈得扎实，需要应对下列几个方面的挑战：
为人还是为己？
首先要想清楚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而不是中国的一家银行。亚投行必须兼顾各成员国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利益。由于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贫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相对富强的国家，国民的心理认知还存在着滞后，作为小国弱国护身符的民族主义诉求仍然高涨。国内的民众对于身边的具体利益有具体诉求和切身感知，对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不甚了了。由于过去没有这方面的集体经验，国民、甚至某些政府部门很容易习惯性地认为亚投行完全是为中国国家利益而服务。
一旦国内有这样的认知偏差，就会给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和运行带来巨大压力。原因很简单，亚投行的成员国加入亚投行是为了各自的本国利益，如果不能兼顾他们的利益，他们一定会退出。作为发起者、最大股东和领导者，中国甚至可能要牺牲一点自己的眼前的利益以换取亚投行的整体成功。在亚投行这件事上，中国并不是“学雷锋”，而是有重大的国家利益。和任何组织一样，组织发起者和领导者的最高利益是这个组织的持续存在和成功，而不是每次分蛋糕时多占一点点。
“硬实力”和“软实力”
以中国掌握的投票权，应该能很轻易地通过自己想通过的决策，但一个国际多边组织的运营并非如此简单。股权和投票权仅仅是“硬实力”，在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机构中“软实力”远比“硬实力”重要。不论是事关战略的决策还是具体的投资决定，决定成败的不是投票权而是格局、眼光、知识和经验。协调各成员国的利益和意见也是一件有难度的艺术。老牌欧洲的成员国都有几百年国际纵横捭阖的经验，亚洲的许多国家也不是省油的灯。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规范与效率
规范透明不仅仅是国际上的担心，也将是相对分散弱小的其他成员国的最主要诉求。二战后世界金融机构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亚投行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治理结构的规范透明和机构的运行效率往往是一对矛盾。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都是各成员国的政府部门，本来各国对于一个可能牵涉到多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就很复杂，几十个国家在一起互相协调，沟通成本就更高。在过去60年中，世界金融机构的每一个失败的实践都可能增加否定性的规范，这使得本来就具有复杂的多边治理结构的组织运行流程更加繁复。这就是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都被批评为低效和官僚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应该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不能有不现实的期望，因为其治理结构和其他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没有本质区别。在亚投行的创始阶段，为了确保规范透明，宁可牺牲一点效率。
嫁接与杠杆
今天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全面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民间有大量的海外投资需求。亚投行如果能够和民间的资金嫁接、合作，将会撬动比股本金大得多的资源。民间的企业和资金缺少对目标国家地区的了解和经验，亚投行每进入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分享经验教训，亚投行在每一个国家成功的投资都能鼓励民间投资的进入。
创新与发展
许多现存国际机构的诸多弊病，往往是由于当年的结构和流程已经不适应变化，但又难以修改。亚投行有机会认真研究这些弊病的根源，在创始的设计中尽可能避免。在大型国际金融组织之外，有许多成功的私营和民间金融组织(如孟加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虽然不能照搬，但完全可资借鉴。今天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不仅所有的运营系统都可以互联网化，远程化，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和投资目标国当地民众沟通和交互的重要手段。在重大工程投资的评估和当地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方面，新媒体、新技术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亚投行应该做互联网时代的第一家国际金融组织。
亚投行得到这么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和中国在领海诉求上遇到的反弹形成鲜明反差。这启示中国通过经济合作是崛起的最小阻力路径。中国能否顺利崛起不单在于新兴大国是否能够胜过守成大国，而在于能否同时给其他国家带来利益。中国的崛起不单单取决于中美双边关系，更多取决于多边关系。亚投行的创建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这次欧洲诸国不顾美国劝阻加入亚投行，正是说明只要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公共品，能使得参与的伙伴受益，就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影响力的彼消此涨，但只要这种博弈是在公认的和相同的规范下进行的，就是公平的博弈。中国过去35年是现存世界金融贸易体系的受益者，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海外利益的扩张，中国比以前更需要于一个有利于全球化的金融贸易体系。建立亚投行这样的新国际金融机构不仅不是挑战这个体系，反而是丰富和促进这个体系。不论是国民和政府部门都应该着眼中国的长远目标，在亚投行的创始阶段给予最大的信任和宽容。亚投行的成功将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领导大国，有担当负起大国的责任，有善意向世界提供公共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亦担任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共同创始人和第三届理事长、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论坛)创始终身理事、中国企业家生态协会(SEE阿拉善协会)创始终身会员和章程委员会主席、数字中国共同创始人和常务理事。
【延伸阅读】英媒：英加入亚投行站美国对手一边或史无前例
参考消息网3月24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家》网站3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英国采取与最紧密也是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不一致的外交政策立场是极其罕见的。在一个事关全球金融治理的有争议问题上英国与超级大国美国崛起的对手中国站在一边或许也是史无前例的。
文章说，然而事实上，这似乎正是美国对英国3月12日宣布的以创始股东身份加入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计划的解读。中国当然心满意足。其他大多数观察人士都感到困惑。
文章称，亚投行是中国提议成立的众多新机构之一，中国显然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未能快速适应其惊人的崛起感到失望。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努力因美国国会陷入停滞。美国仍保持着对世界银行管理权的传统掌控。亚洲开发银行的总部仍设在马尼拉，但主要由日本官僚管理。
因此，拥有全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并渴望将其转化为“软实力”的中国开始建立一种替代体制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计划不仅仅包括亚投行，还包括与“金砖”伙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共同发起的新开发银行以及旨在加强与邻国“连通性”的一个丝绸之路发展基金。此外，在安全领域，有将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相联系的上海合作组织。
文章说，美国对亚投行做出了消极的反应。美国官员指出，他们没有“游说反对”亚投行。相反，他们只是强调了这样的机构遵守国际标准的重要性——透明度、信誉、环境可持续性等等。但美国和中国的紧密伙伴新加坡的官员说，当他们决定支持中国的提议时，他们与美国的磋商有些艰难。他们指出，不管怎样中国都会成立亚投行；与其在外部无助地苦恼，不如进入内部影响亚投行按照国际标准来管理，这种说法是相当合理的。到目前为止，美国其他的坚定盟友——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没有介入。一个盟友印尼起初没有参与，但后来改变了立场。
文章称，然而，英国加入亚投行让人惊讶。到目前为止，亚投行的22个成员国仅限于亚太地区。无论如何，对英国政府来说，美国的抵制立场都是反对其加入亚投行的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这忽视了2013年12月首相戴维·卡梅伦访问中国以来英国试图讨好中国的那种胆怯的渴望。同他一起访华的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赴华英国贸易代表团；此后，英国政府似乎专注于中国市场的商业潜力。
《金融时报》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对持续包容中国的趋势感到警惕，这并不是与崛起大国接触的最好方式”。爱嘲讽的英国人或许会指出，一个世纪前，这种战略相当奏效，当时英国是在任的大国，而美国是崛起中的国家。不过，华盛顿不会接受这种类比。